此时既需要隔一段时间就倡议变动的政治家，也需要为维持社会连续性而不变动的法律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还是一个毛坯房，需要进行精装修，需要根据新实践、新要求不断进行修改完善。具体而言，二者的形式差异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和探讨：一是从思维特征看，改革表现得更为主动和活跃，不大受条条框框的约束，而法治则表现得更为审慎和稳定，要求在规则之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者相互交织、交融、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取得显著进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工作布局全面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逐步深入人心。进入专题： 法治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后，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出台了70多部法案，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措施，使美国化危为机走上世界第一强国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是破、法治是立，改革是变、法治是定，改革更多强调冲破现有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制度的束缚，法治则更加重视维护现行法律权威和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
这些都充分表明，新形势下的法治应当是以改革为动力快速推进、日渐完善的法治，要使法治如一江春水伴随着改革和发展的脚步浩荡前行。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国当前的改革只能是在法治之下的改革，而不可能是抛开法治另搞一套的改革。在世界观多元化的今天，现实生活中，否定党的领导和无视党纪国法、侵犯人权两种情况都存在。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中华民族走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文明和人民幸福，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无可替代，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要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个总抓手，就是要形成1+5六大法治体系。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时，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悲剧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深刻教训过程中，就已经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宪法的重大建议。
这以后我们用法治来取代法制这个概念。全面是这个部署的最大特点。这些任务，不仅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而且体现了中国已经签署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中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为什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首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有着不断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以及由此而生成的自觉抵制各种错误各种腐败的抗体。五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个问题，同样是我们在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这一历史进步潮流中最具世界意义的成果。
首先，全面保障人权，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策中。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视听。我们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缔造一个公正合理、和平繁荣的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特别是在政治上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不渝坚持党对人权事业的领导。1就是要研究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所谓四善于，就是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各级党委如果能够切实按照这三统一、四善于的要求去做，就能够把文件中提出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一致性的原则变为现实。在全民守法问题上怎么保障人权？《决定》强调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可以说，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比如，党的十八大根据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时，明确指出到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国社会从地主阶级革新派、农民领袖、资产阶级改良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想引领中国走向进步，但都没有成功。三、在全面保障人权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在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的时候，我们人权理论工作者不仅要带头学好，还要认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
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全面保障人权的核心问题。其次，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10年后的2008年，在《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之际，胡锦涛在致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中再次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人为本，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既不能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名无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也不能以坚持依法治国为由否定党的领导。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结束时，江泽民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一概念。《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公正司法问题上怎么保障人权？《决定》强调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党中央提出了一个以法治体系建设来全面保障人权的大思路。
这次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专题研究部署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会，这个《决定》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行动纲领，也是中国人权事业全面推进的宏伟纲领。同时强调，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五项原则。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又一个里程碑。这些论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
这次全会前，习近平在和党外人士座谈《决定》的起草问题时，指出这个文件把握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五条第一款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要继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充分保障人民依法享受人权和民主自由权利。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强调加强法制不是为了治民，而是为了民主。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党的领导妨碍了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而是破坏和否定党的领导才导致了宪法和法律不能有效实施。
正是有了这个极其深刻的教训，我们党在拨乱反正中，一面重新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一面提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进而提出要依法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这些规定和依法治国的要求结合起来，围绕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提出了三统一、四善于，并作出了系统部署。其次，全面保障人权，体现在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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